董剑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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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
02-09
“评价即协商”带给我的观念冲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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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即协商”带给我的观念冲击

 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科研部  董剑晖

辞旧迎新。在2013年岁末有幸聆听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所崔允漷教师的讲座是2013年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。两个多小时的讲座,崔教授用一种睿智、幽默的态度轻松传递出很多信息,我认为用“数不胜数”或者“星罗棋布”这样的词语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这些观点反复在我脑子里跳跃、翻腾,其中“跳”的最高的是那句“评价即协商”。

人自出生就生活在评价和被评价的环境中。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评价周围的人、周围的环境、周围的事,同时也在不停的被人评价。比如饭菜合不合口味、衣服颜色是否合适穿着者的肤色和气质、房子装修的风格够不够时尚或典雅等等。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评价不可小觑,因为在日积月累的思维模式中,我们养成了评价要么是恭维、要么是批判的两个极端定势。当这些评价思维遭遇“教研员”这一职业角色时,往往也会带有两种倾向。在教师执教后,我们要么从鼓励执教者的角度思考采用前者评价思维,即“挖空心思”从多个角度、多个方面等找寻执教者的优点,诸如选材如何适宜、教学方法如何灵活、环境创设如何恰当等等。要么打着“专业的旗帜”对执教者评头论足,以“如果这样……,我想效果会更好”这样的话语进行种种点评。当然也有居中者,多数是评价优点,最后以“当然,我也有一点建议”这样的话语结尾。在我以往的观念中,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是最好的了,即用前半部分评价语鼓励执教者,又可以用最后一句话显示自己的“专业性”,并为执教者“更上一步”提供真切的策略。但却忘了这评价和前两种评价没有多少差异,它们都是从“我”的角度出发,并没有认真思考“我的评价”只是基于“我的经验”或“我的设想”,而不是“证据”,更不会思考被评价者会不会接受“我的评价”,接受程度如何等等。这样长此以往,合作的或者被指导的教师要么还在原地踏步,要么开始慢慢拒绝公开上课,此外,理论工作者是实践工作者之间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也可能源于此吧。崔教授“评价即协商”的观点让我茅塞顿开,与教师协商好观察要点,或者“最低限度”的课堂指标。带着这些工具进入课堂,收集证据,然后基于证据和教师“协商”课堂教学环节的架构、教育教学方法的采用、教学环境的创设,两种对话就有了“对接点”,评价也有了依据性,我想,这种协商理念下指导的评价,对教师,对我们自己都将受益匪浅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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